產能過剩治理是中國經濟“重頭戲”。近期，發改委、工信部正牽頭調研制定化解產能過剩總體方案，重點將解決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和造船五大行業的產能過剩問題，而國務院關于產能過剩的治理總體方案也有望出臺，這標志著“去產能化”大幕正式拉開。

中國產能過剩問題確已非常嚴重，但產能過剩也并非中國獨有，那其他國家治理產能過剩都是怎樣的思路呢?當年，美國“馬歇爾計劃”和日本制造業產能輸出正是依靠產能的釋放保持了美日經濟系統的平衡。

1948年4月，美國國會通過了《對外援助法案》，美國用其生產過剩的物資援助歐洲國家，“馬歇爾計劃”開始實施。由于該計劃把信貸援助轉化為商品輸出，刺激了美國的工業生產和對外貿易，為保持戰后美國的經濟繁榮發揮了積極作用。

在美國21世紀初的產能過剩中，2000~2002年，工業產能利用率再次跌落到81%以下。這一次過剩的產能不是出現在鋼鐵和汽車，而是集中于電子制造業和信息通信產業。這輪高新技術產業產能過剩，最終通過相關企業破產和并購重組等方式得以緩解。

20世紀60~70年代，為了緩解國內制造業的過剩產能，日本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投資，采取了以比較優勢為基礎、順貿易偏向的投資戰略，有比較劣勢產業部門漸次外移。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受日元升值的影響，日本國內傳統制造業企業加快對亞洲“四小龍”、東亞等國家和地區的海外投資，向海外轉移過剩產能，在此過程中，日本不僅形成了母國與投資國之間垂直分工，帶動本國技術和設備出口，而且通過大規模地進行海外投資，使其制造業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轉向了具有高附加值生產率的金屬工業、化學與機械工業，即形成了以重化學工業為核心的制造業結構，形成了制造業拉動的雙引擎。

從不同時期日本制造業對外投資的重點產業領域看，對外投資額排在前三位的產業，在1969~1973年間是紡織、化學和鐵及非鐵金屬，分別占同期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7.7%、6.1%和4.8%;1978~1984年間是鐵及非鐵金屬、化學和電氣機械，分別占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7.6%、5.0%和 4.8%;1986~1989年間是電氣機械、運輸機械和化學，分別占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6.4%、3.3%和2.7%。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上述制造業行業在相應時期大多已進入產業發展的成熟階段，在國內市場上開始面臨過度競爭、生產過剩等問題，而通過向海外進行產業轉移，無疑有助于過剩產能的消化并推動這些產業的優化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