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近期成為經濟改革領域的高頻詞，也成為最高經濟決策機構，在宏觀調控方面的一個新的思路。新常態下，我國經濟運行面臨著勞動力供給量減少，勞動要素成本上升，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產業結構的不合理以及資本投資效率下降等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供給側改革是決策層對當前中國經濟開出的一劑新藥方，從供給生產端入手，通過解放生產力，提升競爭力，來促進經濟發展。
何為供給側?為什么在這個時候強調供給側經濟改革?這對中國意味著什么?如何放松勞動力、資本、土地、技術、管理等要素，降低供給成本?29日，由萬博研究院、經濟參考報主辦的“新供給新動力——供給側改革圓桌論壇”在北京召開，來自國內各領域的14位經濟界大咖，就上述問題進行了權威解讀。
萬博新經濟研究院理事長宋寧：提高全要素生產力應為經濟改革主線
中國經濟現在已經進入到一個新老動力轉換交替的新階段，面臨著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國家跨越的一個新挑戰，依靠傳統的增加低成本要素投入，來驅動經濟增長，這條路越走越窄，不僅難以為繼，而且效益不高、效率不高。在這個基礎上，通過擴大政府開支，來填補傳統產業過剩產能的需求缺口，從而拉動經濟增長這條路的效率也在衰減。不僅會加劇結構性矛盾，而且走這條路還會帶來難以承受的環境資源和生態的代價，所以我們需要尋找新的發展動力。
針對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的新情況、新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最近提出，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這個重要的思想完全符合中國經濟的實際，抓住了制約中國經濟穩定和整體素質提升的關鍵，指明了中國當前改革發展的著力方向，同時對于豐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理論也有重要意義。
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是激活生產要素，提高全要素生產力，促進國民收入的持續提高。在微觀層面，推進改革要著眼于提高供給的質量和效率，著力激發市場主體的自身活力，使各類要素能夠便利地進出市場，自由地創造價值，自主地實現價值，形成經濟持續增長的不竭的動力。在宏觀層面，推進改革要著眼于政府自身，著力創新行政管理體制和宏觀管理方式，打造市場主體能夠充分釋放財富、創造潛力的良好環境，并使各類政策工具的運用，有利于存量資源的不斷優化重組，提高國民經濟的總體素質和國際競爭力。
只有不斷地提高中國的全要素生產力，才能保證中國人均國民收入持續的提高。這一點應該成為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主線。
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新需求新供給來自五大軟財富領域
我們有太多的產業處于供給老化的階段，連刺激都刺激不起來。經歷五年下行，如果要使中國經濟恢復增長的動力，開啟經濟增長的新周期，必須從供給層開啟結構性的改革。
關于供給側的理論體系有一些要點，第一是新供給創造新需求。新供給經濟學和老供給經濟學的最大區別是新供給經濟學認為供給沒有創造自發需求的能力，只是在一定條件下才能創造需求。新供給經濟學的任務是研究怎樣通過結構性改革創造這個條件，解除供給約束，放松供給抑制。
未來的新需求和新供給在哪里?來自五大軟財富，知識財富、信息財富、文化財富、金融財富以及其他的社會服務業。這五大軟產業的財富源泉不是地球資源，主要的財富源泉是人類思維和人類活動，他們在美國的經濟領域中占比達到79%，而在中國只占49%，他們的今天是我們的未來。
但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拋棄硬財富，要對硬財富進行轉型升級。以傳統汽車業為例，全美國都開著底特律生產的汽車，跟底特律汽車相關的產業，汽車裝璜、汽車4S店、汽車金融、汽車廣告都掙錢，但唯獨底特律汽車廠商在賠錢。而在這個過程中，又有兩家廠商是盈利的，一家是視產品為藝術品的奔馳，一家是主打環保和時尚的特斯拉。
凱恩斯主義的需求框架盛行了這么多年，但是在最近這一階段，一些人對中國的經濟增長未來喪失了信心：三駕馬車看不到增長的動力，房地產不行了，汽車不行了，所以就論證中國的消費增長動力沒有了。這是不對的，如果這么看的話，100年前美國經濟早就完蛋了。人們不能只看到老供給的滿足，而看不到新供給的產生，要知道喬布斯創造蘋果之前，世界對它的需求是零。我國在五大軟財富方面還有很大潛力，這些要素潛力統統還未發揮出來。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方晉：政府不能為企業過于操心
在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內，局部的過剩或者不足完全可以通過市場調節來解決，如果是短期沖擊造成全面的過剩我們用需求管理平滑。但中國是一個市場機制還不完善的國家，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和管制是非常多的，在相當一部分行業，很多企業不是完全的市場經濟主體，企業的目標不是追求利潤最大化，而是追求規模的擴張，一旦經濟向下就陷入了困境，但政府又不允許這些企業倒閉，虧本繼續生產，導致企業嚴重過剩也無法化解。還有一些行業，政府限制了嚴格的準入門檻，提高了企業的開辦成本。即使有這種需求，企業也沒法進入或者不愿意進入，因為成本太高。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一味刺激總需求解決不了產能過剩的問題，也解決不了供給不足的問題。如果產能過剩是由政府行政干預造成的，那么解決也要靠行政手段，當初怎么批的這個產能，現在就怎么把它減下去。
另外，在談如何擴大或者改善供給的時候，不要談具體的行業或者產業，更不能說具體的產品，讓企業和個人自己選擇。有時候我們的政府真的是為企業過于操心，這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父愛主義的體現。千萬別把供給側改革變成供給側管理，或者回到計劃經濟的思路，一定要避免一幫坐在辦公桌后面的公務員，打著供給側改革的旗幟，來幫數千萬企業和個體工商戶決定生產什么、生產多少、用什么技術生產、誰有資格來生產等。政府做的是掃清障礙，建立有利于提升效益的制度，做好基本公共服務，在經濟出現巨大波動的時候用總需求管理平滑它，微觀層面的決定留給企業，留給消費者自己。
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國企改革主要是解決放權問題
現在要有三個轉化，一是理論動力如何轉化為實踐動力，二是上層動力如何轉化為中層動力，三是政府動力如何轉化為企業動力。要做到這關鍵的三個轉化，需要制度供給，需要政府放權。
實際上，國企改革主要還是解決放權的問題，國企改革指導文件很清楚的表述了，未來要實現政企分開、政治分開，所有權和經營權放開，放松管制等，另外還要加強監管，轉型升級等。因此，國企改革總體上就是制度供給的問題，政府的制度調整是根本的動力。
供給側四個階段與國企改革“三個一批”的要求是相吻合的，但現在關鍵是要針對“僵尸”企業實行“三個一批”的改革，哪那么容易，誰給錢?鋼鐵、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鐵礦石、有色金屬，虧損的80%在這六大行業，一個企業動輒就是幾千上萬人的規模，誰也不敢動。
我覺得首先是要清退，要定下目標，有路線圖、實施圖。其次還要刺激，供給是個手段，消費才是目的，高速鐵路不建的話，水泥、鋼鐵不行，還是要消化一部分。再次是要重組，也要加大出口消費的供給，還要提高消費和供給的水平，從這些方面來解決“僵尸”企業的問題。
社科院農發所宏觀經濟室副主任李國祥：土地確權可能不會降低供給成本
供給側改革其實涉及要素，而我國農村的改革思路，是將來能夠實現要素平等交換。
從道理上來講，土地確權和土地流轉好像是來促進規模經營的，但在現實當中遇到一些問題，土地確權要付操作成本，確權到戶將來流轉時，又可能出現農民盲目要價的問題。所以現在農村土地確權，雖然中央政府在大力推動，但很多地方政府抵觸情緒非常大，尤其是發達地區，確權會大幅提高將來土地供給的交易成本。從農業的角度來看，有些200塊錢可以流轉的土地，確權后要1000塊錢，因此土地確權可能最終不會是降低供給成本，這是理論和實踐的一個不吻合之處。
所以還需要配套的改革，當然就是城鎮化。必須要讓農民能夠有機會放棄承包地，否則只是一味確權只會增加成本，對供給側的改革很難說有多大的促進作用。
從人口的角度看，現在我們還是按照老的套路，認為把戶口一放開，農民就自動進城，事實上不是的，沒有一個農民愿意把戶口從農村遷到城市的，因為含金量不一樣，農村有三權，還有很多的政策。所以說這種戶籍制度改革，將來很可能要和土地政策結合起來，如果從刺激供給側的角度來看，就涉及政府出臺政策讓農民退出或者有償退出他的各項權利。
從農業供給的角度來看，現在中國的農產品數量太多，價格下跌得太厲害，質量還不安全。但是現在如果不施化肥，不施農藥，農民全都是虧本的。如果政府完全不管他，完全靠市場的力量，那么這種供給的轉型升級完全做不到。現在我們的農產品要注重生態，注重環境，注重質量，注重資源節約，每一樣都需要政府和基層一起用力，所以現在要想轉變發展方式確實是很難的。
國土資源部調控和監測司巡視員董祚繼：推進土地審批制度改革釋放要素供給潛力
釋放土地要素的供給潛力可以從五個方面歸納一下，第一還是要推進土地審批制度的改革，加快審批。現在審批的環節特別多，項目涉及35畝以上的一般耕地就要上報國務院。此外，中國的空間規劃、空間用途管制分散在很多部門，土地審批涉及海洋的，海洋局要先批，涉及林地的，林業局要審，涉及城市的，需要城市規劃兩證一書……所以未來需要建立統一的綜合審批管理制度。
第二，現在土地供給制約挺大，所以要擴展建設用地空間，這一塊潛力很大。我國的存量建設用地很多，農村有2.5億畝，城市也有1.45億畝，真的按照國標來用，這些用地不僅不會增加，還會減少，應該是綽綽有余，但是都沒有盤活。不能人口進城了，地還閑在農村，兩頭占地，對中國這么一個十幾億人口的大國來說，肯定是承受不了的。
第三，遏制用地成本上升。現在我們很多改革的結果是導致用地成本大幅度上漲，這是有問題的。全國105個監測城市的地價，到三季度末，所有土地加在一起已經達到了每畝240萬，商業用地達到了447萬每畝，住宅用地361萬每畝，工業用地也50萬每畝，這些數字對企業來說不低，現在在北京要拿一塊地，很多是千萬以上的。為什么推得這么高?有很多本該從別的渠道出的成本，被均攤過來了。
第四，推進土地整治，無論在城鎮內部的山地改造，或是城市土地的二次開發，還有農村土地的整治，都有很大的潛力。
第五，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包括產權制度改革，征收制度改革，潛力都很大。為什么要在農村搞改革?因為城里有適合城里的產業，農村有適合農村的產業，例如民俗旅游，城里就搞不了，只要把相對應的產業搞活了，自然有適合他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