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國集團(G20)杭州峰會將傳遞發展新理念，聚焦以結構性改革促增長。然而，究竟何謂結構性改革?如何協調各國對此的認知差異?最終又會由誰來引領全球范圍內的結構性改革?對此，國內多位研究人士都有一個共同的觀點：中國的結構性改革實踐將為全球發展提供解決方案。

基于當前世界經濟放緩的背景，作為今年G20峰會主辦方的中國提出了“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的大會主題，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宏觀研究部主任賈晉京認為，從中國的方案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結構性改革的路線圖，“沒有結構性改革路線圖之前，金融危機從2008年到現在一直都沒有走出來。西方國家所采取的措施基本上是圍繞著貨幣和財政政策，但是貨幣和財政政策不能帶領世界經濟走出當前比較蕭條的狀況，這就需要結構性改革。只有中國才能夠實現這種創新驅動型的引領。”

結構性改革并非新名詞，究竟什么是結構性改革?復旦大學經濟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丁純教授指出，現在我們常說的結構性改革更多指的是產業領域的突破，“狹義地看，就是怎么樣使得相關的產業結構有一個突破性的變化，就像我們在上一個周期當中看到的，比如說IT這個產業的突破，帶起了全球經濟升級或轉化。廣義來講，它可能還帶有相關的制度創新，或者整個系統的變化，使得生產要素配置最優化、能夠進一步提高效率的，都可以算在這里面。”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結構性問題，但是每個國家面臨的結構性問題不盡相同，這也就意味著，國際社會要在這一問題上達成共識，就必須爭取到一個最大公約數。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陳鳳英研究員說，杭州峰會恰恰在這方面有所貢獻，“比方說我們中國，現在有個任務就是‘三個去’：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我們認為的這個結構性改革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美國現在要提升它的利率，但同時世界正在出現負利率，事實上貨幣政策在調整過程中也有結構性改革的問題。有的國家可能這個問題大，有的國家可能那個問題大，但是我們有一個最大公約數，這次杭州會議在這方面做了非常大的貢獻。最終會出臺一系列的指標性體系，以及原則問題和主要改革領域。大家有個共識，就是：結構性不改，世界經濟在一個低增長的基礎上很難實現可持續增長。當然，結構性改革必須配以創新發展，如果不創新發展，結構性改革也不行。而創新發展框架里面明確提出了，理念創新、發展模式創新，最關鍵的是科技創新。”

有數據顯示，過去幾年里，G20機制雖然推出了800項結構性改革的政策，但是具體到各個國家和經濟體，改革的進程卻相當緩慢。究其原因，許多國家缺乏結構性改革的信心。賈晉京以2014年的澳大利亞為例說明，結構性改革在很多西方國家難以推動，本質上是各國的內政問題，“澳大利亞作為當年的G20峰會主辦國，提出了全面增長戰略整套的措施，但是澳大利亞的國會把澳大利亞自己的方案給否決了。西方國家普遍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團，而且它們的政治陷入了不同黨派之間相互否定的(怪圈)。但是，我們應該看到這次G20(峰會)已經制定了結構性改革的路線和措施，并且還制定了考核的方法和指標體系，這個并沒有全文公開發布，這也是這一次G20峰會的看點之一。”

但事實上，打造各國發展的最大公約數，并不局限于幾個大國的發展需求。陳鳳英說，過去我們關注更多的可能是占全球GDP85%的G20成員，以為只要這些國家經濟增長好，世界經濟就不會衰退。但現在，我們得把目光轉向另一個85%，就是占世界人口85%的發展中國家。這也是杭州峰會在往屆峰會基礎上的最大進步，“我們是要有個強勁、均衡增長，這是G20的目標，但如果光靠G20成員是不行的，因為世界還有這么多的代表性。這么多的人口必須納入到G20的發展議題上，而今年杭州峰會的最大一個特點就是有一個2030年發展議題。比方說基礎設施建設，比方說最不發達國家的工業化問題，它們如果有錢消費了，世界經濟的持續發展也就得到了另一個保障。”

當前，G20機制的功能已經不僅僅是創建之初的危機應對。不同于2008年的華爾街金融風暴，基于新形勢下的危機正在全球出現，比如，新興國家經濟低迷，人類貧富懸殊越來越分化。就此，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認為，G20杭州峰會將聯合國2030年發展規劃納入首要議題，將帶領人類走向更長遠的未來，“2015年9月份，聯合國大會通過了(發展規劃)，人類到2030年需要實現17大類、190多種發展目標。比如說，到2030年，人類要全部剪除赤貧、掃除文盲。這些目標要實現，光靠聯合國是非常難的。所以中國就發現，G20不只是應對08年所謂的華爾街危機，去拯救發達國家的危機，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團結起來，幫助人類，幫助非洲、南亞、拉美，很多地方還有貧民窟呢，要幫助這些人怎么尋找到發展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