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專家表示，盡管2月份CPI同比明顯走高，但市場供求等因素并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短期因素難以對物價走勢形成趨勢性影響，因此今年中國經濟不存在通脹壓力。
春節“錯月”致CPI漲幅擴大
2月份，CPI同比上漲2.9%，漲幅比上個月擴大1.4個百分點，自2017年2月份以來首次進入“2時代”，創下了自2013年12月份以來的新高。
“CPI同比漲幅擴大，主要受春節‘錯月’因素的影響。”國家統計局城市司高級統計師繩國慶分析說，今年春節在2月份，而去年在1月份，春節“錯月”致使2月份的對比基數相對較低，加之春節前后食品和服務價格環比上漲導致CPI同比漲幅擴大。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分析認為，CPI同比上漲2.9%是近4年來的新高，也可能是今年年內的高位。今年春節假期全在2月，消費需求旺盛，與此同時，氣溫偏低影響食品生產供應。食品價格同比上漲4.4%，漲幅比上個月擴大4.9個百分點，是近一年來首次同比正增長。其中雞蛋、鮮菜、鮮果、水產品等食品價格大幅走高，同比漲幅分別達到22.5%、17.7%、8.7%、8.7%。此外，去年2月份CPI同比漲幅僅有0.8%，為全年最低，低基數對今年同期CPI有明顯的抬升作用。
據測算，在2月份CPI2.9%的同比漲幅中，去年價格變動的翹尾影響約為1.1個百分點，新漲價影響約為1.8個百分點。
2月份，非食品價格和核心CPI都為2.5%，漲幅分別比上個月擴大0.5和0.6個百分點。春節旅游旺季帶動交通旅游相關價格明顯上漲，旅游類價格同比上漲13.5%，其中飛機票和長途汽車票價格分別同比上漲19.7%和5.8%，旅行社收費價格上漲12.2%。服務類價格漲勢較為明顯，醫療服務、家政服務價格分別上漲了7.2%和7.9%。
從環比看，2月份，CPI上漲1.2%，漲幅比上個月擴大0.6個百分點，環比漲幅創下自2016年2月份以來的新高。
“CPI環比漲幅比上月有所擴大，主要是受春節因素和氣溫偏低雙重影響。”繩國慶分析說，一方面，全國大范圍降溫天氣影響了部分農產品的生產和運輸，加之春節期間需求和消費量增加，食品價格上漲，影響CPI上漲約0.88個百分點。其中，鮮菜和鮮果價格分別上漲18.1%和6.4%;水產品和畜肉類價格分別上漲8.0%和2.0%，4項生鮮食品合計影響CPI上漲約0.82個百分點。另一方面，春節前后出行人員增多，推動交通旅游價格上漲。
PPI漲幅連續4個月收窄
2月份，PPI同比上漲3.7%，漲幅比上月回落0.6個百分點，這也是PPI同比漲幅連續4個月收窄。其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4.8%，比上月回落0.9個百分點;生活資料價格上漲0.3%，漲幅與上月相同。
在主要行業中，漲幅回落的有非金屬礦物制品業，上漲13.0%，比上月回落0.4個百分點;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上漲11.5%，回落3.6個百分點;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業，上漲10.0%，回落0.8個百分點;有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上漲7.4%，回落3.0個百分點;化學原料和化學制品制造業，上漲6.1%，回落2.1個百分點。上述五大行業合計影響PPI同比漲幅回落約0.57個百分點。據測算，在2月份3.7%的同比漲幅中，去年價格變動的翹尾影響約為3.5個百分點，新漲價影響約為0.2個百分點。
從環比看，2月份，PPI由上個月上漲0.3%轉為下跌0.1%，這也是自去年7月份以來，PPI環比首次由上漲轉為微降。其中，生產資料價格下降0.1%，生活資料價格持平。
正在全國兩會上審議討論的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2018年，我國將堅持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嚴格執行環保、質量、安全等法規標準，化解過剩產能、淘汰落后產能。專家認為，當前PPI在基數效應下漲幅回落，但仍將得到去產能和環保限產的支撐。
CPI持續上升可能性小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2018年，我國居民消費價格漲幅為3%左右。這一目標能否如期完成，受到各界廣泛關注。
繩國慶表示，2月份，CPI受春節因素影響漲幅擴大。不過，考慮到“節日因素”消退，預計3月份CPI同比漲幅將有所回落。
九州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鄧海清認為，2月CPI同比數據大幅超市場預期，主要因低基數和季節性因素導致。隨著基數效應和季節性因素消退，豬肉價格下跌，原油價格已出現趨勢性回落等，CPI同比數據將逐漸下行，2018年不可能出現高通脹。
從PPI看，連平認為，由于PPI環比已經回落，新漲價因素走弱，今年PPI同比漲幅將比去年明顯回落。影響PPI走勢的主要是翹尾因素和政策限產因素。翹尾因素呈上半年高、下半年低的特點，因此PPI漲幅整體下降的可能性較大。考慮去產能工作將持續推進，環保限產力度加大，鋼鐵、水泥等去產能力度較大的工業行業產品價格短期不會明顯回落，對產品價格形成支撐。因此，今年PPI漲幅可能明顯低于去年，但出現同比負增長的可能性很小。
連平表示，綜合CPI和PPI走勢來看，預計未來二者之差會繼續收窄，物價運行整體溫和，這一方面將為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提供較好的環境，另一方面也能為宏觀政策操作留下靈活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