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各地、各行業正在積極研究碳達峰、碳中和的時間表、路線圖。作為“雙碳”工作的前奏，能耗總量和強度“雙控”，成為推進倒逼經濟綠色低碳轉型的主要抓手。然而，記者在多個能源大省采訪發現，高壓之下，個別地方火急火燎下任務、攤指標，不僅影響了企業生存發展，也給百姓正常生活帶來干擾。業內專家呼吁，欲速則不達，各方要實事求是、量力而行，科學穩妥推進能耗“雙控”，為“雙碳”打好堅實基礎。
“要想完成指標，恐怕只有停產”
眼下石油市場行情上行，各地開足馬力生產。可北方一家煤制油分公司卻冷冷清清，領導和職工愁眉苦臉，甚至向總公司發了函——申請停產。
“一周來三次，發改、能源、統計等部門一再要求、反復盯梢，讓我們今年一季度能耗總量同比降低5萬噸標準煤，可去年一季度受疫情影響，公司基本沒生產，能耗基數較少，很難完成降耗任務。”這家煤制油分公司總經理張恒（化名）說，“有干部直言，‘實在完不成，停了得了’。”
這家公司的遭遇不是個例。“十三五”期間，一些省區未完成國家能耗“雙控”指標任務，有的因排名靠后被國家發改委約談和通報。2020年下半年以來，不少省區出臺一系列政策，全力部署“十四五”和2021年能耗“雙控”。有的從省區到市縣、到企業，逐級向下分解能耗“雙控”任務指標，相關部門和企業倍感壓力。
相較于停產，更嚴重的是退出。最近，北方一個工業園區中的11家企業，由于礦熱爐在25000千伏安以下，被納入退出。“有的企業甚至沒有違反任何法律法規，只是為了適應能耗‘雙控’要求，迫不得已退出。”工業園區分管相關工作的干部說，“11家企業面臨退出，背后至少是1000人的就業問題，園區和企業都很為難，目前沒有補償方案。”
“雙控”的觸角也延伸到日常生活中。這幾天，在東北一縣城居住的王女士晚上不敢出門，因為當地政府下文要求，“全縣所有街道路燈全天關閉”，“建筑亮化、企業及商戶牌匾亮化、LED屏及路燈燈箱全天關閉”。王女士很無奈：“黑燈瞎火，開車和走路都很不安全，好不容易發展起來的夜經濟也停了。跳廣場舞、鍛煉身體的人也少了，真糟心。”
記者采訪時多次遇到電梯關停的狀況。一棟五層高的政府大樓原本4部電梯運行，為降耗全部停運，干部職工整日爬樓梯，中午還得忍受大樓“集中停電一小時”。有干部直言：“能耗‘雙控’本來是件好事，但如果連基本工作生活都受到干擾，就出問題了。”
猛烈“轉型”帶來“撕裂”之痛
能源大省既要保障全國能源供應，又要擔起減排降耗的重壓，其綠色低碳轉型發展面臨巨大挑戰。這其中既有積重難返的尷尬，又有任務壓頂的焦慮，以及辦法不足的無奈。
多年來，內蒙古、山西、陜西等能源大省立足資源稟賦，形成了以能源重化工業為主的產業結構。以內蒙古為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高耗能行業企業占比近一半，能源原材料工業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達87.2%。2020年，內蒙古單位GDP能耗是全國平均水平的3倍，且能源消費總量中煤炭占比高達80%。
“產業結構調整是必然趨勢，但不可能一蹴而就。”能源研究專家姜艷波指出，這是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如果幾年前就把相關工作鋪開了，也不會造成現在火急火燎的被動局面。短期內急速降低單位GDP能耗、大幅削減能耗增量，不少項目審批上馬將受限，直接影響經濟增長，帶來“撕裂”之痛。
作為我國重要能源和戰略資源基地，內蒙古僅國家規劃布局的現代煤化工示范項目和電力外送項目，能耗規模就達3500萬噸標準煤。然而，業內人士預測國家下達的“十四五”內蒙古能耗增量不會超過3000萬噸標準煤，用能指標缺口巨大。
據記者了解，基層干部想把事情干好，也深知用力過猛會帶來后遺癥。但在硬指標面前，慣用的簡單粗暴招數看似最有效。一些干部對降能耗的研究不夠，甚至理解為降能耗就是沒能耗；對轉方式、調結構思考不多，說來說去還是老調重彈；對高質量發展缺乏思路，大多都停留在表態上，關鍵時刻找不到抓手。
一位副縣長坦言，對于那些屬于產能過剩、限制類的項目，地方也不愿意它們淘汰出局，但怎樣激勵這些項目進行產能置換升級改造、開展兼并重組，甚至另謀出路，也沒招數。
張恒等企業代表認為，要謹防能耗“雙控”變“單控”，把降耗等同于降產能，一刀切關停限產，影響經濟基本面。從近期市場反映來看，部分地區推進能耗“雙控”過激，已波及一些高能耗上游行業的正常生產，造成煤炭、鋼材、水泥、銅等價格一路攀升。
處理好降碳與發展的關系
“雙碳”目標背景下，能耗“雙控”與發展轉型之困，是能源大省的共性難題。如何擺脫能源依賴、盡快實現轉型？高耗能行業企業未來何去何從？
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所長張永生表示，能耗“雙控”和碳達峰、碳中和是對各地治理能力的一場大考，“特定的區域、行業和群體面臨的機遇、挑戰是不一樣的，中西部能源大省面臨的轉型壓力和成本會更大，甚至短期內會受到沖擊。”
國家氣候戰略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李俊峰建議，全國各地特別是北方地區一定要平衡好降碳和發展、轉型和安全的關系，要在實現全面現代化、高質量發展的前提下降耗減碳，避免“一刀切”關停企業。去年就出現過南方電力供應短缺等極端事件。不能影響能源安全、產業鏈供應鏈安全以及人民群眾正常生活。
不少地方干部建議，鑒于能源大省保供應的定位使命，以及經濟欠發達、發展不均衡的客觀實際，國家要給予這些地區適度的轉型時間和政策空間，并將作為煤化工原料未參與燃燒的煤炭從總能耗中扣減，對外送煤制氣等清潔能源參照外送火電碳排放核算方法核減碳排放量，對列入國家規劃布局或核準批復的重大項目實行碳排放單列單核。
此外，針對需要關停的高耗能項目，各地應及時出臺退出細則和補償方案。可設立高耗能行業淘汰專項基金，引導高耗能項目合法有序退出。
從長遠看，李俊峰建議，中西部能源大省要盡快跳出傳統工業化思維，逐步擺脫對化石能源的依賴，采取有力措施轉變發展方式，實現從資源依賴走向技術創新，加快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
“經過眼前的轉型陣痛期后，一些地方會脫胎換骨，長遠的發展會越來越好。”張永生說，以內蒙古為例，當地風、光等可再生能源的資源稟賦優勢明顯，森林草原等生態碳匯資源豐富，利用好這些優勢實現轉型發展，一定能走出一條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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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碳”目標背景下，能耗“雙控”與發展轉型之困，是中西部能源大省面臨的共性難題。
一方面是中央減排降耗任務壓頂。從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作為八項重點任務之一，到2021年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工作會議明確提出進一步強化降碳的剛性舉措，再到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九次會議強調，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一場硬仗，也是對我們黨治國理政能力的一場大考……中國對碳達峰、碳中和的決心，正彰明較著。
另一方面是不少地方和行業對“雙碳”要求認識不足，遠未做好碳減排準備。其表現有二：
一是尚存懶政思維。一些中西部能源大省產業結構仍嚴重依賴化石能源，對經濟如何轉方式、調結構的思考準備不足、對策滯后，未應國家要求提早布局降碳減排、產業轉型，同時對其他地區、行業能為本地區、本行業“讓”出更多碳排放指標存僥幸心理。面對能耗“雙控”的硬任務，急作為、硬上弓，甚至搞運動式降碳、一禁了之，讓企業和居民承擔降碳“陣痛”。
二是不少地方和行業仍然存在對高碳發展的路徑依賴，有的地方存在模糊認識，認為2030年前是提高化石能源使用的“窗口期”，在高碳軌道上謀劃“十四五”發展規劃。
事實上，碳達峰不是攀高峰，碳達峰與碳中和是緊密關聯的兩個階段，此快彼快、此低彼易、此緩彼難。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承諾下，達峰越早越好，否則后期減排壓力越大、回旋余地越小、付出成本越高。
這實則對各地、各行業的降碳減排工作、轉型發展提出了倒逼要求。
首先，各地、各行業，特別是能源大省、“重碳”行業應清晰認識到實現“雙碳”目標的重要性、緊迫性，不能存僥幸心理。一方面，碳排放增量空間有限。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世錦指出，在碳達峰前，排放增加的空間并不大，最多10%，否則下一步碳中和難度會增加。且在嚴控碳排放的情況下，單位碳產值可能優于資源稟賦成為能源產業規劃的重要參考。另一方面，碳排放存量面臨被進一步擠壓的可能，一些國家和地區已啟動能源互聯網工程，將加速推動能源全球調度，擠壓國內能源市場。
其次，應從嚴從難，做好降碳減排的統籌規劃，早作為早主動。一是長短結合，統籌考慮，不能只顧眼前利益、任務安排前輕后重，把難題留給后面，而要為未來發展的主動性留足騰挪空間。二是統籌做好長期規劃。有專家指出，考慮到能源規劃的長期性，各地有必要在未來10年的視野下謀劃碳排放指標設計。
第三，排除短期影響。避免政績觀上的急功近利，平時不作為、急時濫作為，專揀見效快的干，甚至搞一刀切，不考慮長遠利益和發展后勁，使工作缺乏連續性。同時還要避免各級干部在換屆年的“敏感”時刻，囿于進退去留，收尾松勁，不作為、慢作為。
第四，北方能源大省、“重碳”行業，需要及早轉變發展觀念，加力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避免短痛變長痛。“能源大省、重碳行業，首先應著力節能降耗，調整產品結構、用地結構，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生活方式改善，不搶時間攀高峰，也不盲目攀比早達峰，而是要尊重科學規律和經濟規律，穩步推進減污節能降碳，實現高質量發展。”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所長高世楫告訴《瞭望》新聞周刊。
當前，從中央到地方，“雙碳”路線圖正在加緊制定之中。可以肯定，實現碳達峰、碳中和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分地區、分行業、分時段實現。相關研究對碳達峰戰略路線的估計是，煤炭消費率先達峰，為非化石能源或低碳能源的發展留出空間；工業部門率先達峰，為其他行業特別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所增加的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留出空間；東部地區率先達峰，為中西部地區的發展留出排放空間。
碳達峰時點允許有先后，但各方都不可懈怠。本質上，實現“雙碳”目標是一場發展轉型的競賽。無論國家還是企業，無論想或不想，沒有退路。區別是，主動出擊還是被動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