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舉行了內部課題評審會“中國產能過剩風險及治理”，來自人民銀行[微博]、銀監會、工信部等部門，社科院、國研中心、清華大學等學術機構，以及多家金融機構的專家學者與業界人士與會。

金融危機后形成的產能過剩，帶有突出的“中國式”特征，其風險也在逐漸顯現。產能過剩的局面不利于我國經濟增速的回升，產能過剩行業資金鏈斷裂也可能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與會專家建議搞對價格，讓市場機制發揮作用，加大金融市場創新對企業兼并重組的支持力度，并鼓勵有意愿的企業走出去，消化過剩產能。

“中國式”產能過剩

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中國的一攬子刺激政策造成投資過度，形成了巨大產能。近三年來中國內外需疲弱，消化過剩產能的動力嚴重不足，使這一問題雪上加霜。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產能過剩并存，傳統產業尤甚。然而，在多數傳統行業總體產能嚴重過剩的同時，也存在著結構性的產能不足。

從產業領域來看，重化工業主導過去十年的產能擴張，也是當前產能過剩的重點領域。從地區結構來看，中部地區產能利用水平較高，這可能跟危機后中部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較快，消化過剩產能較多有關。東部地區的產能利用率受外需大幅萎縮的影響較大，出口企業產能過剩較嚴重影響產能利用水平。受危機后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下降的影響，西部地區的很多資源型、重化工行業的產能利用率也在下降。

雖然我國的產能過剩與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世界經濟復蘇緩慢有關，但我國經濟獨特的增長模式使其帶有“中國式”特征。

投資主導型、粗放式增長模式使得國內生產能力容易受外需波動影響，當出口面臨沖擊時，會迅速表現為產能過剩。而國內消費相對不足難以化解過剩產能。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投資率不斷上升，消費率則逐年下降。投資率上升與投資回報率邊際遞減疊加，則進一步加劇過剩產能。

而且，地方政府投資行為的不利影響越發明顯。在當前以GDP增長為核心的政績考核體系和分稅制下以生產型增值稅為核心的稅收體系之下，再加上對非預算內的資金使用缺乏有效的約束機制，地方政府對本地區的投資規模顯示出極強的偏好，并且大多傾向于將生產性投資投向重化工領域。因此，我國長期存在的產業同構化、重復建設、產能過剩等現象，不是簡單的企業為謀求高利潤而進入某行業的問題，而是地方政府實施地區發展戰略和產業政策的一部分。這也會對社會產生“示范效應”，導致民間投資大量跟進，放大了特定行業投資膨脹和產能過剩的程度。政府直接或隱含的擔保使得銀行部門對該行業產生盲目樂觀情緒，從而引發銀行間的信貸投放競爭。地方政府盲目的投資導致了各地極為類似的產業結構，地方保護主義也使得價格機制無法完全發揮作用，落后和過剩的產能難以淘汰。

產能過剩的四大風險

制造業產能過剩制約了經濟增速回升。制造業投資占全部產業固定資產投資比重較高，基建投資增長難以沖銷制造業產能過剩導致的投資增速回落的影響，加上房地產投資增速大幅回落，經濟增長的下行風險加大。2014年前八個月，工業增長率較危機后的高點有大幅回落。

產能過剩加劇可能帶來經濟通縮風險。近三年來，由于工業產能過剩加劇，PPI連續三年處于通縮狀態，部分產能過剩較嚴重的行業通縮仍在加深。

產能過剩行業杠桿率持續上升加大企業部門債務風險。中國產能過剩行業大多集中在重工業和國有企業部門，一般為資本密集型企業，資產負債率普遍較高。當這些行業的產能過剩加劇時，部分企業產能利用率下降，資產周轉速度放慢，資本回報率下降，盈利狀況惡化，償債能力變弱。為了維持正常的生產經營，這些企業又不得不依靠外部債務融資，導致杠桿率進一步上升，產能過剩加劇和杠桿率上升相互強化。產能過剩部門杠桿率不斷上升將導致企業部門杠桿率整體上升，債務風險也將隨之上升。

產能過剩行業資金鏈斷裂可能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當宏觀調控政策收緊時，產能過剩行業的部分企業會出現流動性風險。流動性風險可能通過其上下游企業和借款銀行進一步向金融體系傳導，最終演變為金融風險。并且，工業和制造業的不良貸款率高于同期的房地產貸款、基建貸款和個人貸款。這種狀況的后果是銀行開始控制對產能過剩行業的貸款發放，產能過剩行業開始轉而通過影子銀行融資，其杠桿率持續上升。隨著監管部門加強對影子銀行的監管，這部分企業資金鏈斷裂的風險也在加大。近來屢屢爆出的信托集合、信用債項目的兌付危機、違約風險，有很多都涉及到產能過剩行業，這也預示著產能過剩帶來的金融風險正在逐漸顯現。

化解過剩產能四策

化解產能過剩，首先可利用當前處理過剩產能的時機，加快資源要素價格改革，正確反映固定資本形成成本。具體措施，一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取消低地價甚至零地價供地。二是加快水、電、油、氣、礦等資源價格改革。三是加快資源稅費改革，正稅清費。四是深化匯率、利率市場化改革。

其次，應清理各地的招商引資優惠政策，逐步取消各種不合理的產業政策支持，做好職工安置的同時淘汰依靠補貼生存的產能過剩行業的企業，進而以市場機制推動企業轉型和產業升級。此外，應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打破地區、行業封鎖，加快形成公開公正公平的統一大市場。再有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健全國資授權經營體制，依托資本運營公司和投資公司平臺推動混合所有制改革和企業重組。

第三，應加大金融市場創新對企業兼并重組的支持力度。減少產能離不開企業的兼并重組，當前的金融市場對企業兼并重組的支持力度不夠。截至2013年6月，金融機構人民幣普通并購貸款余額占各項貸款余額的比例不到1%，未來可供發展的空間很大。未來可加大發行用于并購的定向工具(如私募并購債)，這有助于拓寬企業的并購資金來源，不再僅限于銀行貸款和股權融資。從發達國家的國際經驗來看，并購債極大地促進了企業間的兼并重組。

最后，可支持裝備制造業走出去。按照自主決策自擔風險原則，如果企業有意愿走出去，并且落地國也對這種轉移持歡迎態度，那么我國政府的產業制定機構不應對此設置過多的障礙，相反，政府各部門應相互協調，做好針對產能轉移的服務工作。一是合理規劃和充實金融機構海外布局。二是充分發揮政策性金融機構作用，依托財政信用和貼息等支持，提供規模大、期限長、利率低的融資。三是按市場化原則創新外匯儲備運用。四是加快發展海外投資基金和提升資本市場國際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