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11月10日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李克強總理17日在主持召開“十三五”《規劃綱要》編制工作會議時再次強調，要在供給側和需求側兩端發力促進產業邁向中高端。

自中央高層提出“供給側改革”之后，這一經濟術語引起學界關注。

在“《財經》年會2016：預測與戰略”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吳敬璉說，新常態經濟下行，原因是供給側發生了問題，包括勞動力無限供應的狀況也就是人口紅利的消失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的下降。

除了吳敬璉以外，楊偉民、黃益平、王一鳴、哈繼銘、白重恩、姚余棟、賈康等經濟學家和學者們都談到了供給側改革對于經濟的影響。

中國經濟頭上的“三座大山”

在《財經》年會上，高盛私人財富管理中國區副主席暨首席投資策略師哈繼銘說，可以把全球經濟抽象想象成只有三個人，分別是：消費者，主要是以美國發達經濟為代表;制造商，主要是以中國為代表;原材料供應商，巴西、南非、俄羅斯等，甚至包括澳大利亞這類國家。

哈繼銘說，2008年的金融危機實際上是消費者受傷。消費者由于超前消費，儲蓄率過低，美國儲蓄率一度為負數，最后出現了金融危機。伴隨著房地產泡沫的破滅，對經濟造成了重大的打擊，消費者那時候消費不動了，在瞬間對制造商經濟造成了巨大的沖擊。

中國制造業、出口行業工作的農民工突然失業，社會穩定受到一定影響，為此，中國政府當時出臺了強有力的財政刺激政策。哈繼銘將其解讀為，“你可以不消費，但我照樣要生產”。

隨著產能大量擴張，以及國內一些拉動內需的政策，房地產行業相當一部分的需求被提前釋放。與此同時，其背后也有加杠桿推力在起著作用，經濟各個部門杠桿率、債務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直至前兩年，中國開始出現明顯的“三過問題”：產能過剩、債務過高、地產供應過大。

哈繼銘說，這是壓在中國經濟頭上的“三座大山”。在這種情況下，再不斷的刺激，會造成未來更多的過剩產能、更高的債務、更多的房地產供應過剩，這三座大山會變得越來越沉重，問題變得也越來越嚴峻。

從“管理需求端”轉變為“改革供給側”

從供給側入手的結構性改革思路在此之前端倪已現。

“十三五”規劃建議稿提出，培育發展新動力，優化勞動力、資本、土地、技術、管理等要素配置，激發創新創業活力，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推動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蓬勃發展，加快實現發展動力轉換。

有分析認為，高層的經濟學思想已由以前的重需求管理、重短期刺激，轉變為供給、需求“兩手抓”，甚至將把更多筆墨用于供給管理。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稱，五年規劃本來就是解決長期性的供給體系完善和供給結構優化。需求管理主要是短期問題，所以本來也不是規劃的重點。建議稿的靈魂本質上體現的是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問題，結構性改革的思想。

吳敬璉說，從需求側，也就是所謂的“三駕馬車”去解釋和預測將要發生的情況，認為增長或產出是由需求總量決定的，這種需求總量的變動往往是短期的，或者說是周期性的。而從供給側，從增長的動力包括新增勞動力、新增資本和效率去分析，則可以看出一個長期的趨勢。

在《財經》年會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表示，2010年二季度以后，季度增長率已連續22個季度在波動中下行。除了有周期性因素，最根本的還是結構性因素，供給結構已經不適應需求結構發生的變化。

他認為，只有提高生產效率，才能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和供給結構的變化。供給側要通過產業的調整、創新來提高生產率，適應市場需求的結構變化。“通過結構性改革的調整，我們對明年經濟的增長，應該也有一個樂觀的預期。”

他說，明年一定需要推進供給側的調整和改革，特別是要推進工業結構的調整。鋼鐵、水泥、煤炭、油氣、有色金屬、玻璃等上游產業的利潤下降幅度最大，利潤下降也最明顯。如果扣除這六項，其他行業的利潤變化并不是很大。所以，結構調整很重要的是上游板塊要進行比較大力度的調整。這種調整要跟國有企業的改革有機結合起來，還要建立有效的過剩產能退出機制。

至于明年的經濟形勢如何，民生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邱曉華表示，2015大局已定，只剩下一個多月不會有太多變化，全面估計中國經濟增速在7%左右，至于左還是右，估計左的概率更高一點。

對于2016年，他的基本結論是底線可守常態難尋。2016年的中國經濟還是在一個最基本的底線上實現增長，不會出現大起大落，更不會出現經濟的崩盤，以及所謂的硬著陸。

改革關鍵在于能否忍住短期陣痛

哈繼銘說，眼前來看，如果把刺激政策比喻為打麻藥，它已經失去了功效，打麻藥的唯一目的是動手術，如果不動手術光打麻藥，還有什么意義呢?動手術就是改革，中國需要改革的東西太多了。改革無非是從兩個領域尋找機會：一是尋找經濟增長的新亮點;二是在現有增長的推力下，使得增長的效率進一步提高。

他說，經濟增長新亮點很多，不是對于改革的重要性、迫切性上認識不足，也未必是技術層面的問題，關鍵是不是有決心能夠忍住短期改革帶來的陣痛，使得改革能夠真正推進，讓改革的紅利在未來釋放。

要使得明年的經濟情況獲得改善，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高效率，特別是通過創新提高我們經濟活動的效率。吳敬璉說，只是提高效率已經提了整整二十年，至今沒有取得突出性的進步。

吳敬璉表示，“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沒有取得成就的原因是存在體制性障礙，答案就是要改革，通過改革消除這些障礙。”

解決結構調整必須重視擠出效應

對于有些行業存在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弗里曼經濟學講席教授、副院長，中國人民銀行[微博]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白重恩說，這并不是總需求不足，而是供給的結構不能滿足需求結構變化所帶來的這種挑戰，這就要求對供給結構進行調整。

不過，在這個調整期間面臨著權衡。白重恩說，因為既有一些行業確實產能不足，又有另一部分是供給不足。那么是否要為這些產能不足的行業進一步保證它的需求，使得它不會受太大的損失，同時也希望新的供給能夠成長起來呢?

在權衡考慮的時候，就一定特別關心擠出效應。他指出，目前經濟中出現了幾個現象都跟擠出效應有關。第一，盡管經濟增長速度減慢，但是至少現在沒有顯性的失業問題。第二，工資增長的速度比GDP增長的速度要快。第三，從09年底到現在實際利率在不斷地上升。

那么，如何來保障一個比較有效率的，也是比較平緩的一個過渡?

白重恩表示，當用刺激性的投資來為產能過剩的行業創造需求時會擠占資源，使得市場上有活力的部門獲得資源的成本在上升，勞動力成本在上升，資本的成本也在上升。“所以，要解決結構調整的問題，就必須要重視擠出效應。”

他強調，一方面要特別關心擠出效應，在考慮財政刺激的時候一定要適度，如果過度的話，擠出效應對新供給的形成會產生損害;另一方面，要創造條件讓新的供給產生成本的降低。

“一個是簡政放權，希望企業在這方面的負擔能夠降低。另外，盤活現有的資產，現在很多資產利用的效率非常低，如果讓這些資產效率提升，就可以騰出資源支持新的供給的形成，一個很大重要的因素，就是國有企業的改革。”白重恩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