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大家也關心藥品，媒體朋友對藥品回扣做了調查，披露了一些情況，如果說藥品招標也能放到這個平臺上面去，我們把藥品出廠價和批發價做到這個平臺的一邊，招標的時候一對比就行了，不可能出現招標價格要高于批發價格多少，這樣這個問題就可以更加陽光透明。四是全國12358價格監管平臺，價格監管平臺的作用很大，一年也有70多萬次的咨詢和舉報，主要用于反壟斷。今年“雙十一”的時候，我們跟有關企業和部門專門制定了一個反炒信的安排。通過價格監管平臺，最近處理的專門賣醫藥耗材的一家境外企業美敦力，罰款1.8億元。另外還有一家外企，涉及到反壟斷，也進行了罰款。所以這四個平臺對于監管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我們政府要按照三中全會的精神，提高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在現在的情況下，我們不能夠再用手工作坊式的辦法來管理，而應該采用現代信息技術。我說的這四個平臺就是采用現代信息技術進行實時的、大范圍的監管。還有一條更重要的，就是要把監管變成服務，現在凡是送到發改委來審批和核準的項目，我們做到零遺漏、零超時、零投訴。凡是進了大廳的項目都在網上運轉，沒有遺漏的。零超時，到了我們這里的項目，只要符合條件，評估30天，委內走程序20天，也就是30+20,50天沒有超時的，到現在為止我們沒有接到國企業或者地方政府對我們的投訴。我們還會按照國務院的要求來進一步深化“放管服”。謝謝。

中國新聞社記者：我的問題是，大家對于中國的債務率、企業的杠桿率比較關心，又有觀點認為，高杠桿是中國面臨的一個比較重大的風險，我想問的問題是，目前市場化債轉股的進展怎么樣?謝謝。

徐紹史：這是一段時間以來國內也好、境外也好，非常關心的一個話題，這位記者朋友提的這個問題確實非常重要。對這個問題到底怎么看?非常重要，首先對情況應該有一個判斷，關于杠桿率，我們也注意到國際清算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我們國內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都對我們國家的杠桿率做過一些測算，數據還是有差異的。但有幾個結論是基本上一致的，一是中國的總杠桿率在主要經濟體當中還是處于中等水平，并不明顯偏高，這些結論是這些機構測算之后比較一致的結論。從數據來看，在250%左右，大體上跟美國相當，低于日本、西班牙、法國和英國。二是政府和居民的杠桿率在主要經濟體當中是最低的，政府的杠桿率大概只有40%，居民的杠桿率也是40%，中央政府也就16%，地方政府稍微高一點。三是非金融企業的杠桿率偏高，大家的看法也相對比較一致，測算的結果大概有150%左右，這個是高于其他一些主要經濟體的。說到政府杠桿率，政府杠桿率還有一個情況大家應該關注，政府的債務相當一部分形成了優質的資產。

對外界擔憂的我國的債務問題，我覺得要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客觀看待，有三個角度很重要。一是我們國家的債務有高儲蓄率做支撐，我們的儲蓄率一直保持在50%左右，明顯高于其他國家。儲蓄具有穩定性，高儲蓄條件下的杠桿，風險相對會比較小，引發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也比較低，這一點是我們跟其他經濟體不同的。二是我們的債務主要是內債，外債的比例很低，非金融企業外債余額大概占比只有4%左右，從國際經驗看，外債更容易引發債務危機。三是企業杠桿率高跟我們國家的融資方式有關系，由于我們資本市場不發達，所以我們大量的融資方式是銀行貸款這種間接融資為主，直接融資特別是股權融資比重不高，所以企業負債水平較高。

這個問題需要引起重視，兩句話，一是作為我們來說要積極降低企業杠桿率，防范企業高杠桿率帶來的風險;二是也不必過于擔憂。去年10月份國家發布了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的文件，銀行、實施機構和企業都積極響應。10月份發文之前已經進行了一些模擬運行，通過文件發布后兩個多月的運行，已經有了突破。所謂突破，工農中建四大商業銀行通過所屬機構，還有一些資產管理公司，比如信達資產、陜西金融資產等，已經跟煤炭、鋼鐵、有色、建筑工程、交通運輸這些領域的23家企業簽訂了市場化債轉股框架協議，整個協議額超過3000億人民幣，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總體上看，在對象企業的選擇、實施模式的方案、預期效果方面，都符合市場化、法治化的原則，符合國務院文件的精神。我們在今年還會進一步加大力度，來推動這項工作。我想強調的是，降低企業杠桿率還是要綜合施策，市場化、法治化的債轉股只是國務院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七條措施之一，所以我們其他六條措施還要跟進去，比如說加快“僵尸企業”的出清，深化企業的改革，建立企業自身債務杠桿約束的長效機制，因為企業也不能不顧資產負債率就去借債、舉債，形成很重的債務負擔。我相信在方方面面的努力下，這項工作還會更加有力、有序地推進。